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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个如刘春阳西儿2新浦金350vip:,始料比不上的攻略性误判和结果

“1947年1月8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马歇尔随即被杜鲁门总统提名出任美国国务卿。在这一职任上,他经历了两次与中国有关的巨大的意外:一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战争,夺取了中国政权;二是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上,美国军队与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战争……”这是军旅作家王树增所着《解放战争》中的一段话,然而,马歇尔的“意外”缘何而来?这还得从他访华的使命谈起。

  鸟枪换大炮

1、“有辱使命”,中国内战不可避免

  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系美苏两大霸权国家平分天下,中国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有幸”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积极扶持中国,国民政府与苏、美、英、法并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企图把中国变成亚洲的老大代替日本的位置。它希望日本的工业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退回到20世纪20年代,不能高于遭到侵略的其他人民国家的生活水平。美国担心若是共产党当权中国则会被拉入苏联阵营,所以美国积极支持国民党。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是控制中国,期望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复杂的关系之间,一方面通过努力促使国共两党走向和解,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政府;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与中共的部分合作,使中共脱离苏联的影响,从而实现美国在远东的战略优势。

  在雅尔塔体系背后是美、苏和蒋介石政府间的一系列利益平衡。美苏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它们都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坚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的屏障。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内战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说道:“我特别希望你竭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停止敌对行动。”杜鲁门之所以把这一“重任”交给马歇尔,是因为他是“具有‘中间派’称号的谈判老手,并能受到中、苏、英三国的尊重”。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美国政府派出两个半官方组织到延安“迪克西使团”“赫尔利使团”。前者官方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后者考察后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政策,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与蒋介石集体的命运绑在一起,可惜并未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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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美国扶蒋反共,是害怕一旦共产党掌握政权,倒向苏联,中国成为苏联势力范围。这种顾虑其实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不了解。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军事马歇尔。

  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中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执行占领日本的任务,当时给我们划定的占领区是四国岛,中国派出了一支部队,准备去占领日本,挂出牌子“中华民国占领军司令部”。虽然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了管制委员会,对日管制,实际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所派军队不过是3000多人,中国派出了少量军队,两者都收到美国控制。

带着美国总统的嘱托,马歇尔将军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信心满满地来到了中国。他首先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时局的态度,同时也了解到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极不信任。随后,他又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了解到中共希望停战,希望在美国的调解下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进而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其后经过与国民政府及中共协商,成立了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为共产党代表,以及马歇尔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共同商讨国共停战问题。

  美国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提供了59亿美元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会见斯大林,弄回了三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给欧洲100多亿,90%无偿赠与。

经过整整4天的正式会议,1946年1月10日,三人小组达成了发布停战令的协议,由蒋介石向国民政府的部队发布,包括正规军、民团、非正规军和游击队,同时由毛泽东向中共领导的军队发布。

  二战结束,美国军用飞机的产量将近30万架,坦克6万多辆,火炮110多万门。航龙母舰101艘。打完仗这些东西统统没用,美国把这些东西送人,光给国民政府的坦克就1000多辆,一辆坦克就相当于共军一个营的火力。国民党军一下子鸟枪换大炮,个个膘肥体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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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渝谈统一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右一为美国总统特使、美国调处代表马歇尔。

  八年抗战,除了胜利的狂欢,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更多的是衰败的经济,凋敝的民生,停滞的教育,流离的人民。抗战中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死亡1800多万人。抗战结束,最应该干的事是休养生息,进行建设。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后,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

随着停战令的发布以及之后《政协决议》的达成,中国共产党曾经认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开始,内战是有可能避免的。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也因此看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蒋介石却玩弄阴谋诡计,在和谈掩护下调兵遣将,四处进攻解放区,特别是东北。他调来40万大军东攻北进,先后占领了本溪、安东、四平、长春等大片土地,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国共避免内战,和平统一的呼声很高。投降后的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被极大地削弱,龟缩于遥远的西南边陲,蒋介石根本无法实现短时间内聚集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的军事力量。另外,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更是如此,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工。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加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识,美国始终不能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其“扶蒋压共”的政策不会改变。尽管马歇尔做了一些有利于促蒋和谈的事情,并曾试图停止某些援助以迫使蒋介石就范,但当时的国民党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美国暂时的停援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没有起到任何抑制作用。

  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备战,一方面为安抚民心,发动和评攻势,接连三次发出电文,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参与谈判,讨论双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中,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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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闹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尽管作出了以礼相待的态度,但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做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有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1946年2月28日,军事三人小组飞抵北平,同军调部三委员举行会议。前排右二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叶剑英、郑介民。

  在重庆期间,国共两党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6月26日,国民党30余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10月10日,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国共谈判破裂,马歇尔也不得不于10月下旬退出“调处”。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做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共产党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有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比例接近7:1。经过共产党多次让步与力争,国民党方面才表示“可以考虑”。

不过,他不肯就此离开中国,还期盼借助第三方面的力量继续完成总统赋予的使命。用马歇尔自己的话说:“我最后的希望是第三方面或许能觅取某种和解的基础,那样比由美国人进行调停更可取得多,因为那将是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困难。”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用户。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他先是与司徒雷登鼓励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尔后又策动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不遗余力地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拉拢乌合之众。马歇尔深知,国民党的专制政府,若失掉了第三方面的支持就会迅速灭亡。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做出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的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简介。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大”开幕,妄图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法”,使其内战、独裁、卖国的路线“合法”化。和谈之门被国民党彻底关闭了。严酷的现实让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国共重开谈判前景渺茫”。

  重庆谈判的内容比较务虚。提出坚决避免内战,但不好操作。唯一可操作的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两个问题争论激烈,军队国民化,政治民主化。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治区反内战活动的高涨。迫使国民党按照《双十协定》的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月1日,马歇尔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出于对时局的“忧心”,马歇尔说:“共产党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即使不考虑为了摧毁他们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的残酷性,要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也多半是不可能的。”

  狗嘴扔骨头

对此,蒋介石表示,他坚信共产党从未打算和国民政府合作。他们仰承苏联的鼻息,他们的目的在于瓦解政府,并影响其对外政策。他认为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目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初期,因为现在有了可以用来自由调遣兵力的理由。因此,他有信心在8~10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国共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武装冲突就已经不断。东北、华北是中共战后战略的重点。平汉、平缓和津浦铁路沿线早是战火纷飞。毛泽东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不要怕。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但是蒋介石来势凶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除抵抗之外,别无办法。不打肯定被消灭。我们主张和平,但不屈服于武力,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国共双方一面在战场上彰显自己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桌上唇枪舌剑,战场上的胜败,会增加或是削弱谈判桌上的筹码。而为争取社会舆论与人心,谈判不得不继续,而且为战争所不能代替。

看来,和谈是不可能了,战争已不可避免,然而,对于中国内战的结局,马歇尔并没有完全料到。

  国共双方在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重新对抗,谈判无法继续。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国内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国内中间党派及各方力量强烈呼吁继续和谈,国美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解决内部争端。于1945年12月,再次派出马歇尔将军来华,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调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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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月,马歇尔、国民党外交部长、行政院长张群、周恩来组成三人调解小组,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停战协定后几件工作的通知部分内容。

  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再开战事,但国共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要共产党缴械,是在让共产党自寻死路。毛泽东说:“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军事上并没有占据上风,便往狗嘴里扔扔骨头,投其所好。

1947年1月8日,马歇尔黯然离开中国,在行前发表的临别评语中,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并没有绝望,似乎又在渺茫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回国后,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依然寄希望于国民政府。

  谈判是另一场战争,日本刚刚投降,朱德总司令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军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地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也要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

在《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中,他写道:“据我看来,挽救时局要由政府和少数党派中的自由主义者掌握领导权,这是一些杰出的人物,但现在还缺少足以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政治权利。我相信,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他们发挥有成效的作用,将会通过良好的政府促成全国统一。”

  至于谈判,马歇尔调停初期,共产党在军事还未占上风,但“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共军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的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

2、看似“绝对优势”并不绝对

  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歇尔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再次不听话的时候,马歇尔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中国,蒋介石吃尽了苦头。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我方并无拘束来力。马歇尔把自己置于了两难境地。

在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从兵力方面看,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其中正规军86个整编师,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总兵力约120万,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60余万。

  失败调停者

与国民党军队对比,解放军的兵力处于1:3.58的劣势。从武器装备方面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加上美国的大量援助,其武器装备相当完备、先进,火力和机动能力均强于解放军;解放军的装备主要是抗战时期缴获的日伪军步兵武器和少量火炮。

  可怜的马歇尔,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怀揣理想来到中国。他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执政政府包容其他党派,包容共产党,包括其他的民主同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一党独裁,走向多党执政,双方交出军权,军队隶属于国家。这样民主国家的体制在中国基本就可以具备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就实现了。可惜他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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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于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描述:“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闰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兰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所渭的‘调处’期内,马歇尔使用各种狡计,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战略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二百万人》的把百分之八十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的线,其中有五十四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按川军艘、飞机帮助运送的,待介石在布置就绪后,于7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故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欣败,以便让有介石放手打内战。

在解放战争三年中敌我兵力消长对比表

  马歇尔的调停并不招毛泽东的喜欢。美国不过是在帮助蒋介石争取时间调度而已。但共产党同样需要这个时间,也不希望战火再起,生灵涂炭,希望借此机会能够促成国内和平。调停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而蒋介石觉得有了特使,自己时时受制于人,总有人处处与自己作对,让自己坐失良机。这位美国将军两边都讨不到好,只得败兴而归。马歇尔将军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中离开中国。

从战争资源方面看,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为730余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并且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拥有人口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人力、物力资源雄厚;共产党的解放区土地面积为230万平方千米,不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分之一,人口仅为1.36亿,也只有国统区的五分之二。

  权据调停精神

从工业生产方面看,国民党拥有几乎全部的近代工业,军工生产具有一定基础,能够制造步兵武器、重炮及各种弹药;共产党的解放区基本没有近代工业,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其薄弱。根据1946年7月的统计,解放区军工生产的月产量仅为:迫击炮2门、步枪1030支、机枪15挺、手榴弹28万余枚、迫击炮弹4710发、步机枪子弹29万余发,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1946年l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共38人参加。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治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鉴于作战实力的优势,蒋介石极为自信,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也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盲目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共实力发生了逆转。从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的一份1949年《解放战争三年来国共兵力消长对比表》可略见一斑。

  中国从饶舜禹的时代开始,几千年了已经习惯服从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不可能产生华盛顿、拿破仑,只能产生刘邦、朱元璋之类人物。蒋介石坚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有你没我。所以写真会议无果而终,马歇尔失落地离开中国。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和平民主的机会。

战争第一年底,我军兵力增长至195万,而国民党军减至373万;战争第二年底,解放军兵力增长至280万,国民党军减至365万;战争第三年底,解放军兵力猛增至400万,而国民党军锐减至149万。三年来,解放军共增长280万,而国民党军减少281万。

解放军由战争开始前的兵力劣势逆转为2.58:1的兵力优势,这个优势主要归功于三个方面:一是解放区的农民,二是国民党俘虏,三是成建制投诚或起义的国民党军。到战争后期,俘虏和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是解放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人们称之为“解放战士”,在解放军的很多部队中,“解放战士”占部队员额的50%以上。

单从兵力的转变,就不难推断出战争的最终胜利会属于谁。然而,美国和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料到战争的结局?因为他们没有看清这场战争的本质,没有看到国民党“绝对优势”背后的绝对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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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议、挑起内战的指示。

蒋介石拖着非正义的“尾巴”,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想继续维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专政, 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把中国引向更深的黑暗。而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为正义而战,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战,为把中国引向光明而战,将内战转化为解放战争。

在经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4个阶段后,共产党成功化解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一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满目疮痍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光明的和平。

3、马歇尔的“意外”并不意外

其实,早在内战全面爆发前,毛泽东就对战争形势做出了全面而正确的判断,并在1946年7月20日发出了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向全党、全军、解放区全体人民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

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另外,马歇尔也曾谈到过,国民党军队到处进攻,夺取城市,但并未与中共军队交战或击败中共军队。每一次胜利——实际是每一次过分地延长其战线——都使国民党变得更加确信他们以武力打败共产党的能力,也更难顺从妥协。

马歇尔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似乎也感觉到了国民党并不一定能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是他并不肯定,因为他对共产党不了解,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了解,可以说,马歇尔的“意外”并不是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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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民工为解放战争胜利努力奋斗的动员信。

其一,民心所向。

“得民心者得天下”。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期待过上安定的生活,以休养生息。而国民党政府却弃人民的愿望于不顾,反而与民争利,尤其是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由于国民党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非但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还以暴政让农民的状况持续恶化,从而激起了农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相反,共产党紧紧抓住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在各地继续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深得民心。到1947年春,整个解放区约2/3地区的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提高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随着解放区迅速掀起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亿万翻身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

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像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还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行动,支援前线。从1946年到1948年,山东支援前线的民工多达580万人,冀中区达到480万人。土地改革使解放军拥有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源泉,使解放军拥有了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正如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其二,信仰坚定。

一个信仰坚定的政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凝聚在一起,然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相反,一个没有信仰的政党,一定没有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致使原本在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最终必然由大到小,由强变弱。

国民党便是没有统一信仰的政党,内部因各集团的利益而分崩离析,军队主官只将部队看作自己的私人武装,以争取自身利益为目的,以保存实力为宗旨,在与解放军作战的过程中,对于上级的命令,有利就执行,无利就阳奉阴违,这样的军队,怎会有战斗力?与其截然相反,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这个信仰是她的命脉和灵魂。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的信仰焕发自内心,坚定不移,她领导着人民军队,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怎会不强?此外,国民党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政工人员只相当于“贴标语、喊口号”的宣传员。加之1939年以后,国民党军队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入党后也不交党费、不发党证,没有组织活动,完全没有党的意识,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入党,入党后该干什么。

相反,共产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目标,“解放全中国,推翻蒋家王朝”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和军队的一致目标,这个统一的目标凝聚了人心,激发了空前的战斗力。再加上军队中党员的比例约为20%,只有真正优秀的军人才能被吸收入党。党员就像火种,能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军事行动顺利执行。

其三,战略决胜。

战争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在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的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正确的战略指导,对于战争的胜利推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战争指挥经验,锻造了一批能驾驭战争、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人员,也积累了一套比较完整、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

从最高领袖来看,毛泽东具备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雄才大略,高瞻远瞩,集思广益,大胆用人,加之其对国际关系、国内政治及战争形势的精准把握,使其总是能作出正确的战略决断,得心应手地驾驭着战争的整个进程。

而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却独断专行,缺乏战略上的全盘考虑和政治决断力,重细节而不重大局,经常导致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随意更改,战法混乱,调度失策。从高级将领来看,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经过战火淬炼,成长为军事家、战略家,在对敌作战过程中能审时度势,灵活用兵,而且各野战军、各部队相互支援、相互配合,能圆满实现战略决策。

国民党军队不乏高级将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其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与地方军之间,乃至中央军内部,都存在各种利益纠纷,矛盾重重,导致很多战略决策无法推行。

其四,士气高昂。

战后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装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良,但却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如强弩之末,而且不少士兵是被抓壮丁入伍的,士气非常低落。对日作战时,在民族大义的刺激下还能勉强支撑,可一旦抗战胜利,就期盼尽早解甲归田。

此外,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只图享乐,战斗意志薄弱。1949年3月,宋希濂在溪口见蒋介石时,蒋对他说:“军事上的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者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很多中上级的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缺乏精良装备,但由于坚持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官兵关系融洽,而且无论大小战斗,干部总是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另外,士兵大都来自被压迫阶层,都是自愿参战,战斗精神极强。豫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区寿年,在回答新华社前线记者提问时,回顾失败的前因后果,曾以钦佩的语气说:“贵军士气高昂,将士用命,炮火猛烈,这是本人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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