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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旅文化的表示,胜利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知识产生与提升的决定性因素

越南民族的第一个胜利是公元40年二征夫人起义的胜利......

人民军队:所谓胜利是军事文化的象征就是反映越南民族几千年反侵略斗争中的历史事实,造就了“抗敌卫国传统”,而这一传统当今被理解为军事文化......

人民军队:越南民族的第一个胜利是公元40年二征夫人起义的胜利。之所以该起义获胜,是因为起义领导人早就明确起义的性质,即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起义,而不是某个地方的局部起义。二征夫人起义已成功夺取政权,但在维护政权方面能力不足。仅在三年后,越南陷入第二次“北属时期”。

人民军队:所谓胜利是军事文化的象征就是反映越南民族几千年反侵略斗争中的历史事实,造就了“抗敌卫国传统”,而这一传统当今被理解为军事文化。其实质性内容是系列胜利的系统。因为,若不连续取得胜利,无法将侵略者赶出国门,不能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那就意味着不完成卫国任务。胜利是一个精湛、才华的军事行动的结果。若不取得胜利,那就是差劲儿的军事行动方法。那种作战方法不能称为军事艺术。随着历史的变迁,胜利已进入越南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熟悉的生活方式,成为越南人的文化现象。当然,成为文化之前,胜利必须是象征。

根据当时的形式,能够鼓励全民力量一齐起义,并获得胜利就是起义中夺取政权的典范,为公元542年李贲起义和905年曲承裕起义提供宝贵经验。

现在,为了深入了解文化、形象文化或概念文化,首先要接近艺术——构成文化的行动方法,无论是艺术还是军事艺术。因为,谈到文化就要谈到艺术,谈到军事文化就要谈到军事艺术。艺术要被视为文化的焦点。

河内市学生参观越南军史博物馆

阮攸在《翘传》中通过语言艺术塑造了徐海形象。这是作者寄托许多梦想和美好的人文渴望的人物。因此,他用“大丈夫”这个词来描写徐海。仗义无畏的意志、沉湎的爱情和骄傲之心是徐海的三个基本性格。

然而,李贲起义的成果仅仅长达三年。545年李贲逝世后,他的继承者——赵光复已改变了战法,选“夜泽沼”为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许多小规模战斗,逐步消灭敌力量。550年,趁着正国发生政变机会,赵光复进行反攻,夺取政权并在53年时间维护政权。这已成为越南军事文化的新典范。

游客在“奠边府大捷”纪念碑脚下合影留念

借鉴赵光复的经验,曲承裕的起义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新发展。其中,值得提出的是:其一,适合的对外政策为我国民族带来30多年的和平时间来建国;其二是在赵光复的小区域根据地基础上,曲承裕已领导建设大区域的根据地,建立一个稳固的大后方。

徐海是多愁善感、自信心、绝对骄傲之心等性格的纯洁象征。尽管失败,但徐海仍坚强战斗。徐海死了但是站着死——以豪情满怀而死。虽然在现实中没有“站着死”的现象,但人们仍接受徐海形象的这个现象。耻辱地活着不如光荣地死去。徐海站着死的形象是一尊英雄雕像,发出耀眼的光芒,划过背叛者的面前。这位英雄顽强不屈的死亡是一个平静的死亡,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声叹息。这个非凡的死亡是一个充满勇气、信心、诚实的人在一个阶级社会中的必然了结。徐海的站着死形象是针对诡诈者的多年生的诅咒。

因此,当曲承美在南汉军第一次侵略遭败之后,曲家的将军杨廷艺于931年出兵重新夺取政权并在七年期间维护政权。矫公羡杀害杨廷艺、求援南汉军之后,吴权——杨廷艺的女婿,出兵杀了返国的矫公羡。此后,吴权于938年在著名的“白藤江之战”消灭南汉军主将弘操及五万兵,粉碎南汉军第二次侵略,结束了“北属时期”,为我国民族开辟长期独立自主新篇章。从此,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已成为我国此后10个世纪各民族起义战胜的军事文化典范。其中,十五世纪蓝山起义和二十世纪1945年“八月革命”就是具体的例子。

徐海的所有性格造就了象征的价值,同时也构成了大丈夫在封建制度下的文化准则。凭着精湛、有效的军事艺术和作战方式,我国军民在反侵略武装斗争事业中取得了光辉胜利。

在“北属时期”多场起义的基础上,我民族进行了民族解放战争,比如赵氏贞起义,梅叔鸾——梅黑帝起义,冯兴起义等等。上述这些起义都遭到失败,因为无法建设稳固的后方根据地。这已为六世纪赵光复起义、十世纪曲承裕起义等各起义提供经验教训。尤其是,十五世纪蓝山起义已选宜安为后方根据地,进而攻占演州、清化、新平、顺化、红河平原等地并获大胜,解放全国。

然而,当谈到胜利时,这些胜利要是总会战的胜利。那是双方主力军在各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中交火,诸如1077年如月江胜利、1288年白藤江大捷、1789年玉回-栋多大捷等。在我国民族两场抗战中,那就是各场战略性战役的胜利,诸如:1954年奠边府大捷、1972年空中奠边府大捷,1975年胡志明战役的胜利。胜利一如既往都与一个地名紧密相连:白藤江大捷、支棱—昌江大捷、沥涔—吹蔑大捷等。

从此,十五世纪起义建设后方根据地,为胜利作出决定性作用,已成为二十世纪我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文化典范,体现在抗法救国时期越北解放区,第四、第五联区和南部地区的各自由区域;抗美救国时期社会主义北部大后方等。

跟文化中的象征一样,军事文化中的胜利也只是一个信号、形式,是找出深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文化价值观的最佳条件。就拿“奠边府大捷”作为一个例子。

在推翻侵略政权之后,我国人民进入长期自主时期,当家做主,解放思想,从此在战争中,我军已吸取经验找出许多新战法,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前场为后场奠定基础,后场则借鉴前场的取胜经验。这系列胜利已铸就了越南丰富的军事文化。

在价值方面,奠边府大捷标志着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彻底告终,同时是结束全世界范围内的旧殖民地政策的时候。奠边府大捷对民族解放斗争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是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反殖民地化制度的决议,迫使西方国家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并承认这些民族的独立权。正因为如此,奠边府大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二十世纪进步人类的伟大胜利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军事文化的典范之一——“白藤江之战”(1)的胜利还为981年宋越战争、1288年“越南抗元战争”等战争提供宝贵的经验。

在准则方面,奠边府大捷被视为军事文化的典范,为各场战斗,乃至后来的整场战争提供有关作战方案的宝贵经验教训。比如,“围、侵、进、破、彻、灭”是我军部队在作战过程中创造出的战术方法,其被运用于落实“稳打稳进”方针,各位将领和军事科学家将其称为越南人民军的“战壕战争”。这种方法的最重要因素是依次消灭敌军的每一个营或据点集团系统中一些营。这是一个适合我军当时的水平和兵种协同作战能力的行动方法。

我国人民在战争中还深刻了解知彼知己的道理。正是因此,十三世纪陈朝军已进行战略性退兵,在面对敌人声势凶猛时,暂时避免与敌军交战,等到力量强大后才进行总反攻。这一战法,在消灭29万清朝军的1789年“玉回-栋多之战”中得以有效运用。

用这种方法打仗,我军有条件集中兵力和火力,为每一场战斗创造绝对优势,产生压倒性的实力来打败敌人,并于1954年5月7日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完全胜利。

“打长期战”,当时机成熟时进行总起义获胜,也是有效的战术。550年赵光复反攻之战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在10年长期战之后,十五世纪“芝陵-昌江之战”仅在两个星期时间内获胜;在“玉回-栋多之战”,我军进行“神速进攻”而获胜等等。这些已在二十世纪我国军民1975年胡志明战役中得到巧妙运用,也成为了越南军事文化的典范。

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我军已继承“围、侵、进、破”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9号公路-溪山阵线——1968年春季攻势的阵线之一的实践中,为顺化、岘港等阵线进攻并起义胜利提供便利条件。正因为如此,美国远征军总指挥威廉·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就火速增援。白宫和美国国防部都认为我军会创造出跟奠边府一样的战役。

在越南军事文化中,除了通过武装斗争的“硬实力”打败敌人以外,越南民族还通过非武装斗争的“软实力”来取得胜利。这体现越南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宽容大量。战争中只要打败敌人的侵略阴谋,而不要彻底杀伤敌军力量。1077年,在消灭大量宋军之后,李常杰派人求和并提出建议,为了和平,侵略者要全部撤军,承认我国独立和主权。宋军主将郭逵不得不接受建议并撤军。从此“在打仗基础上又打仗又谈判”已成为结束十五世纪各民族解放战争、1954年抗法胜利和1973年抗美救国成功的理论基础。

当防空战役于1972年12月末在河内空中发生时,联想到胜利结束抗法战争的历史性战役的军事文化摸具的相同点,新闻媒体将该战役命名为“空中奠边府战役”。

战争中,我国一般都处在“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的困境。我国解放战争是一直站在正义一方。因此,除了消灭敌人外,我国军民还打动人类的良知和人心,让敌方认清侵略阴谋的非正义,放下武器。我军坚持将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战术,取得最终的胜利。这被视为越南军事文化的典范之一,在我国抗美救国事业中铸就“军事-政治-兵运”综合力量,为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在反侵略武装斗争事业中,胜利已明显体现越南军事文化的两个特点,即人文性和系统性。

作者:军事文化研究家杨春栋

首先是人文性。文化的本质是创新与人文。越南卫国战争的胜利是用武装斗争来实现文化行动的目标,因为其具有崇高的人文意义。这是捍卫民族独立、人民自由,保护生活权利、平等权利,保护人的尊严、文化、文明价值、民族自尊心、国家面子的行动。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是抵抗任何侵略、压迫、盗贼等阴谋和行动,即抵抗残恶、野蛮、贪婪以及反文化、反文明的行动的结果。

其次是系统性。胜利的系统性明显地体现在越南军事文化中的三个反侵略武装斗争类型:起义、民族解放战争和捍卫祖国战争。每一场胜利又将各种斗争类型迈上了一步,同时为将越南军事文化提高到新水平做出贡献。**作者:军史文化研究家杨春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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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越南军事文化的象征